在阿那亚，拍完照能想起看书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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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青总是需要一些乌托邦式的地方来寄寓情怀，而阿那亚正是一块满足所有条件的“理想飞地”：它偏远——虽然离开北京就是河北，但真正到达这块“黄金海岸”却要接近半天的时间；它封闭——仅有入住者方能进入园区，在出发前朋友提醒我，“门口很多宰客的，你可要注意了”；它布尔乔亚——海边小镇里满是细节繁缛的欧式风格建筑，恍然间你竟不知身在何处。
孤独图书馆、海边教堂已是这里“最网红”的打卡处，每天都有精心打扮的打卡者为寻找最佳角度而甘愿在长队中等待。如果自然之景不能满足你挑剔的眼光，又或者你根本不感兴趣的话，小镇中的文化艺术机构或许能成为歇脚之处。今年的单向街书店文学节恰逢旗下刊物《单读》出版的第十个年头，阿那亚联合单向空间将诸多沙龙对谈、戏剧表演、电影放映等活动压缩在两三天时间中。当代艺术机构泰康空间也受邀参与其中，为观众呈现了两场特别的展览，在这处海边的“乌托邦”探讨时空的关系。
阿那亚艺术中心是小镇中的文化地标，当然，在建筑构造上来说它绝对不是一个“好用”的空间，螺旋上升的阶梯中以错层形式排列了多个展厅。名为《度日》的展览由泰康空间策划，将国内十一位青年艺术家的作品放置在其中，构建了极为复杂的时间序列关系。直观来看，作品都与时间有关，但如果我们思考“时间”本身，语义上需要考量的多层关系便会浮现出来：是作为具体时刻的时间，还是作为泛化概念的时间？是个人感受的时间，还是普世而标准的“度量衡”？基于此，展览分化出了多条隐秘的线索。
对有些人而言，他们愿意将“时间”具体化：黄昏是个引发无限遐想的时段，它是日暮，是天光消逝之前。刘任引用了这个意向，将报纸堆叠、油彩涂上“黄昏”二字——报纸作为信息载体的象征，“黄昏”对应将人吸进看不见光的虚拟黑洞之前的最后挣扎；陈哲感伤于黄昏天然拥有的萧索意味，在《对
夜晚同样与光有关：陈维将多块有故障的荧光屏摆放在一起，“今晚去哪儿”的字样流动其间；高倩彤关注到24小时营业的店面通常有“OPEN24HOURS”的霓虹灯牌，而她却用“CLOSED24HOURS”替换之，我们也可以选择时刻保持不开放；童义欣在夜晚手持一支手电筒，一边跑动一边间断地拨动开关，动作被延时摄影记录，人的存在被隐去，留下的只剩一条发光的虚线。
对另外一些人而言，他们更愿意把时间放在形而上的层面去理解：胡晓媛记录下自己眼睛所看到的景象，以及眼睛捕捉这些景象的瞬间。看似静止的风景却是在频繁的眼动时被记录下来的——某些瞬间发生的事情，或许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意识到；而张如怡则用被风吹动的蓝色垃圾桶和摇曳的羽毛记录下时间的“形状”，不可触但可感。
总体而言，以时间为线索串联起艺术家切入点各异的创作其实并非一件易事，“用时间来讲故事”也不失为一种巧妙的转化方式，但“用故事来讲故事”则容易陷入可信度存疑的困局。展厅中，陆平原的“河原温”系列是对前辈创作方式的继承——河原温在《日期绘画》中，每日完成一幅只描绘当天日期的作品，直至他2014年逝世。而陆平原在某日梦境中与河原温相遇，梦中后者希望前者能延续其创作，于是陆平原也开始创作日期画，直至今日。在陆平原的艺术中，故事一直是重要的创作手段，但当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发生交集的瞬间，真实与非真实的平衡便被打破。我们无法对艺术家是否真实经历过这个事件进行揣测，但也无法使观众对他编织的故事完全信服。
如果说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展览，在泰康空间对中国青年艺术家的实验性创作的关注中，遵循的仍是典型的机构策展思路，那么几步之遥的阿那亚单向空间中的另一场展览《十年之后》则因与商业和文学的糅合更具流动性。在这里，多位艺术家的作品“藏匿”于书籍之间，人们在行走或阅读时只要略微抬头，便会与作品不期而遇。
相比起《度日》中的“时间”，《十年之后》与空间发生着更紧密的联系。在非展示空间进行艺术品展示，已然成为近年来当代艺术领域拓展的重要方向，其背后是解构主义思考：乔治·迪基（GeorgeDickie）的艺术体制论阐明了艺术展示环境中权力概念的来源，从古希腊古物陈列室发展而来的当代艺术品陈列空间天然带有一种规则制定者意味的权威性，能在其中展示的艺术品仿佛就拥有了某种被认可的身份。而解构主义倡导的反权威反秩序，正为展览策划者和艺术家们提供了在新语境中进行尝试的可能。
虽然在单向空间中，展览方式的选择并不具有艺术权力观层面的自觉性，商业考量才是第一位，参展艺术家们都曾出现在《单读》中。但客观上，这个展览却将艺术作品拉下了神坛。在充斥着各类信息和图像的场域中，艺术品无法像在白盒子中一样，成为观众们唯一能够欣赏的东西，因为有更多的选择，艺术品与现实世界之间也产生微妙的竞争关系。
此时，当代艺术信息传达的“硬伤”即显现出来：来到书店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书，但在不了解任何作品背景的情况下，这些艺术品能被人直观感受到的只有图像本身的力量——当然，这个前提只对有意欣赏作品、甚至是能意识到这是作品的人开放。为弥合这一困境，作品旁放置了可自取的书签，它们的功能基本类似于画廊美术馆中的展签。
基于阿那亚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在此做展览和文学节活动的意义显然并非是希望获得多大的社会影响力。然而文化与艺术总归需要野蛮生长的空间，就像许知远在被问及是否担心书店沦为打卡地时的回答：“拍完能想起看书也不错。人们在这里拍照，总比在沙县小吃拍照好。”
文/余雨桐
编辑/弓立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