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紧接着到了洪武六年九月，又改制规定“在京官以三十月为一考”，意思是把原本一年一次的考核改为三十个月一次。

而后，到了洪武十四年，太祖又规定，“外诸司官员三年一考，在京官九年通考”，意思就是赴任在外的官员三年一考，在京官员则改为九年一考。

根据这考核时间的跨度一次比一次长的结果来看，所暴露出来的无非就是明朝建朝初期，官员调动频繁，由此也就导致了很多新任命的官员刚刚赴任不久，凳子还没坐热呢就得迎接考核，其考核结果自然不会太理想，达不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预期目的。

因而一再更改“京察制度的条款”，一方面节省考核期间所消耗的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给予这些新赴任的官员熟悉环境、积累政绩的机会。

科举

但是呢，到了洪熙元年，因洪武年间所爆发的那一场因刘三吾徇私舞弊而导致的科举“南北榜冤案”，让明仁宗意识到了维持南北仕子的平衡对于“稳定政权”的重要性，故而在“杨士奇”的提议下推行实施了“科举制度改革”，分“南北卷”按地区招纳仕子。

不过，这种按地区分“南本卷”选官的改革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北地区的文化差异，维持了朝堂上政治局势的平衡，可是却也直接导致了明朝中期以后，朝堂上形成了“党派林立”，互相争斗不休的局势。

好比如明朝以地方官吏为代表的浙、齐、楚、宣、昆等地方党派，还有以江南士大夫为主体的“东林党”，以及以“宦官”为主体的“宦官集团”等。

明朝官员之间“交好”画像

而“京察制度”，无疑就逐渐演变成了各个党派之间互相争夺利益的一个工具。

通过“京察制度”来徇私舞弊，谋取利益，在考核之时对自己党派的官员“放水”，对敌对党派势力的官员“苛察”，换言之，哪个党派在“吏部”权力大，或者是拉拢到了权力更大的人，哪个党派就可以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好比如《明史》卷215所记载的：“隆庆元年，杨博掌京察，山西人无下考者，吏科给事中胡应嘉劾博挟私愤，庇乡里。”

意思就是在隆庆元年，一个叫杨博的山西官员执掌京察，徇私舞弊之下，山西的官员没有一个接受京察考核的。杨博的做法让“言官”胡应嘉很是愤怒，向皇帝弹劾杨博假公济私，包庇乡里。

很明显，截至此时，“京察制度”已经几乎失去其“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为帝国统治做出贡献”的作用，只余一些虚心纳谏的“言官”还在据理力争，对徇私舞弊之事坚决抵制到底。

明朝宦官剧照

但刚正不阿的“言官”毕竟还是少数，党派的斗争让明朝朝政日益混乱，加之时不时还会蹿出来一个“宦官”独揽朝政，贪污腐败的风气一度盛行。

当然“京察制度”毕竟是明朝原创，每一个事物在刚出现的时候都不可能多么完美，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来磨合，继而逐渐的完善。

更何况“京察制度”只是导致明朝吏治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还有着其它方方面面的影响因素在里面，也不全是京察的“锅”。

一路沿袭到清朝的“京察制度”便是一个典型的“正面例子”，按照清朝时期“康乾盛世”那长达134年政治清明，国富民强的盛景来看的话，“京察制度”不可谓不成功。

也就是说，如果明朝能够尽早的把“京察制度”的一整套体系完善好的话，“明朝吏治”的变迁或许就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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