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著名的花园别墅，风格纯正的西班牙式建筑

五大道的另一特色，是建筑的私密性构成的深邃和幽静的氛围。

这里的住户——无论是寓公式的军政要人，还是成功的实业家们，在当时吉凶难卜的社会背景下，全都希图安逸，不事张扬。这种心理外化在五大道的环境形象上。房屋的尺度宜人，倾向低矮，没有高楼；隔院临街，院中花木遮翳，掩住里边的楼窗。顶紧要的是，院墙全是实墙，很少使用栏杆。最巧妙的是民园大楼的方孔式围墙，它采用百叶窗的原理，看似透孔透光，实际上从外边根本不可能对院内一览无余，这就适应了房主人深居与私密的心理，自然也构成了五大道独有的幽雅沉静又稳定温馨的氛围。近日，我看到睦南道有几处拆掉了围墙，改为铁栏，这样做可能想更加美观和时髦。尤其是李勉之的故居——奥地利建筑师盖苓设计那四幢古典风格的花园别墅，居然将与建筑和谐一体的围墙拆去，换上铁栏，里边一院子的桌椅什物绽露无遗，原有那种静谧神秘之感荡然无存，显然改造者一定不知道五大道特有的文化特征与建筑美。

历史留给我们的绝不只是一幢幢房子，还有它迷人的氛围。而这又不只是一种建筑氛围，更是一种历史人文的气息。如果破坏了，那绝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这一城市独具的人文环境。在这里，且不说人文环境的更深层的历史文化价值，单从旅游角度说，独一无二的人文环境从来就是旅游最有魅力的资源。

接下来，对于正在“开发旅游”的五大道管理者们，还会再犯这样无知的错误吗？

六个“盛装女子”手拉手站在墙沿上，直到今天我经过这里时，还会抬头注目地把她们欣赏一下

三

天津小洋楼的第三部分是商业区。

这商业区有两个。一个是小白楼，一个是劝业场。小白楼地处原美租界(1902年后并入英租界)，由于这一地区住着一些早期开辟租界的洋人，各种各样洋人的店铺便应运而生，并渐渐营造出一个商业区来。如今小白楼的一些店铺的外墙上，往往还能依稀见到历时久远、斑驳殆尽的英文店名或广告。

小白楼商业区出现在前，劝业场商业区出现在后。它位于原法租界西端，自二三十年代以来，一批新型的商业大厦拔地而起。如劝业场(1929年)、惠中饭店(1930年)、交通饭店(1931年 ) 、 渤海大楼(1934年)，等等。不仅百货云集，而且都是集商店、旅店、饭店、娱乐业为一体的多功能的巨型大楼。这种二三十年代西方刚刚流行起来的商业设施和商业形式，居然在同一时间就大规模地进入天津，不仅将天津一下子推到近代中国的最先进的前沿，而且焕然一新地影响了本地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就像改革开放后舶来的超级市场。而首先接受这种方式的是五大道的居民。劝业场商业区不单是购物中心，还是五大道居民各种社交活动的场所。于是五大道住宅区，与解放路的办公区和小白楼劝业场的商业区密切地融为一体，天津就是这样“洋”起来的。近代的大天津形象便由此而立。

从建筑上讲，劝业场等大型商厦，又是天津小洋楼的典范。不仅材料优良，且样式华美。只是由于逛商店的人们，大多注目于橱窗中的时尚货色，很少抬起头来欣赏建筑。我们在搞“小洋楼文化采风”时，曾请摄影家登高拍摄，洗出照片一看，真是惊讶于天津商业由来已久的繁华！

柯林斯式柱子的力作

四

前两年，在哈佛大学任教的李欧梵来津找我。他正在研究中国三十年代的文化形态，想看看我关于这一时期出版物的收藏。当他见到这一时期天津本地出版的画报，如《北洋画报》、《玫瑰画报》、《天津华北画报》、《美丽画报》和《星期六画报》时，陶醉般眯起了双眼，显然被那时代特有的形态与魅力牢牢攫住。他吃惊地问我：“我真不知道天津也有这种东西，我一直认为只有上海才这样呢!”

我笑而不答，傍晚饭后，陪他在五大道上散步。我在这里自小长大，一草一木，全在心里。我们先在大理道上由东到西，再折返回来，由睦南道上自西向东，指指点点那一幢幢典雅而陈旧的小楼，讲给他这些楼中昔日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小楼的主人们种种奇异的甚至匪夷所思的个性，以及人物之间深深浅浅、或凶险莫测或珍贵无比的关系。房子对它主人的秘密向来守口如瓶。可是当历史走过，是谁把这一大片斑烂的都市生活紧锁起来了?

这位自以为对三十年代的中国无所不知的学者，听我讲述这个“巨大的昨天”，却如闻异国的神话。

于是一个问题出来了：在二三十年代，大天津与大上海——这两个近代中国一南一北两个名城，曾经何其相像！但奇怪的是，改革开放后，上海人很快地一脉相通衔接上昨日的都市感觉，找到了那种历史的优势。曾经在上海洋行做事的老职员，如今回到外滩的合资公司便顺理成章地找到自己擅长的位置，甚至接通了中断久远的往来。但天津好像失掉了这个昨天。我读了上海年轻作家们写的《上海的风花雪月》和《上海的金枝玉叶》，感到他们就像自己老祖母的往事那样亲切与息息相通。

而曹禺的《雷雨》与《日出》写的地地道道是那个时代的天津。但天津人还会把它当作自己的过去吗?现在，人们已经误把《雷雨》和《日出》当作上海的往事了。

如果少了五大道，天津少了什么?

民国时期曾任国务总理的颜惠庆，1936年辞去驻苏大使后蛰居在这所大房子里

五

五大道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和文化空间。由于天津本土城区开发在前，租界开辟在后，再加上在地势上西北高而东南低，天津人曾俗称老城内外为“上边”，五大道一带为“下边”。这上下两个地域却如两个世界，不仅很少往来，连说话语调也截然不同。五大道的居民只说国语，不说天津话。可以说，过去曾有“两个”天津，一个说天津话的天津，一个不说天津话的天津。一听语调，两地之人就泾渭分明！

这样一个巨大又生动的城市生活的板块，怎么会无声无息地湮没得近乎无影无踪了呢?

关键的是，那种标签主义的政治历史观，带来的结果很糟糕。仅仅把五大道看作是“洋人买办，反动军阀，遗老遗少和资本家的集聚地”，则必然是多年政治风暴冲击的对象。尤其“文革”时代，这一带成了炮轰的重点。此间历史人物的藏龙卧虎，曾极其强烈地刺激着革命小将们的“敌情”想像。记得当时，革命小将每抄完一家，便在那楼顶上插一杆红旗，表示占领。随后的事，便是一家家“扫地出门”。这就粗暴地大笔抹去它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以及近代天津这一片光彩的过去。

自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年的封建时代，天津的许多内在条件，如海港、铁路、电讯、建筑业等，和西方人带来的先进城市设施以及国际资本，都成了优势。20世纪初，大批人拥到充满机遇的天津来淘金，形成了天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这些移民的素质较高。他们或带来大批资产，或各种技术、工商和精通洋务的人才；其知识先进的工程师、教育家、医师、文化人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些声名赫赫的寓公。但我们总是从官本位出发，一提小洋楼的历史，就历数这些地位显要的寓公，无视这些近代天津积极的因子。而他们内与北京、上海，外与各国公司及其资本，紧密通联，抓住机遇，致力拓展，使得天津在二三十年代这短短的时间里就一跃成为我国近代领先的魅力无穷的大都市。可以说，天津作为闻名世界的近代化的城市，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而这批移民主要都住在五大道地区。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掉，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

从文化视角看，五大道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又融洽的一个典型的载体，是天津都市文化开放性的一个象征，也是近代天津发展史一个琳琅满目的博物馆；从历史角度看，五大道有功于天津。它是一个富矿，正在等待我们挖掘。

我相信，如果打开五大道，我们真的会对历史的天津有一个崭新认识，而且这认识一定还会有益于今天和明天。

即使再大的风雪，这里也是平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