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帝的姥爷墓中出土的文物，缘何能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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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慈禧当政，所宠之人必是重臣，如李莲英。荣禄也是其中一位，他备受慈禧宠爱，据说两人也有暧昧，他本人也是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的姥爷。
二十世纪中期，荣禄墓发现，出土文物除了珍贵的翡翠、金器等，还有一件珍贵文物——御赐养老牌，现藏首都博物馆，为镇馆之宝之一。
清嘉庆元年 太上皇帝御赐养老银牌 首都博物馆藏
这件养老牌，纯银制，含银量90%以上，整体呈长圆形，上加双钩如意云头，两边有圆孔，以方便悬挂。正面浮雕寿山福海、双龙戏火珠纹，中间浮雕“太上皇帝 御赐养老”；背面光素无纹，阴刻“丙辰年 皇极殿千叟宴 重十两”。
如果不了解这段历史，很容易认为这是古人臆造之物，其实这件文物恰恰反映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千叟宴。
清 康熙帝读书像 故宫博物院藏
千叟宴始于康熙时期，在乾隆时期发展到顶峰，过程也最完善，成为清宫规模最大、与会人数最多的御宴。
据史料记载，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年过花甲的康熙皇帝邀请65岁以上的满汉官民聚集畅春园（位于圆明园，已被英法联军烧毁）正门前，并传谕众老人：“今日之宴，朕遣子孙、宗室执爵授饮，分颁食品。尔等与宴时，勿得起立。以示朕优待老人至意。”这个时候仅仅是开始，并没有“千叟宴”的称呼。但人数众多，满汉加起来六千余人，分两天举办，25日宴请汉族官民，27日宴请八旗官民。
到了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康熙皇帝为纪念在位61年，又在乾清宫举办一次御宴，也分两天举行，分赐满汉官民，共计一千余人。这次“御制七言律诗一首，命与宴满汉大臣官员各作诗纪其盛，名曰《千叟宴诗》。”故而此后称此宴为“千叟宴”。
由于这两次并没有实物的赏赐，只是饮宴，所以仅仅存在于文字之中。
雍正时，不见有举办，可能是因为雍正本人在位时间比较短、并且寿不过花甲之故吧。
清乾隆 乾隆皇帝朝服像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五十年，这个时候清朝国富民强，《四库全书》也已编成，乾隆效仿祖父康熙帝在乾清宫举办千叟宴，并且把与宴人的年龄降低到60岁。此后的千叟宴基本都固定在正月举办，此时天气正冷，所以御宴就是吃火锅，热气腾腾，身暖、心暖，均感皇恩浩荡。御宴结束，赏如意、寿杖、朝珠、貂皮、文玩、银牌等。
清乾隆五十年 御赐养老银牌（正面） 观复博物馆藏
清乾隆五十年 御赐养老银牌（背面） 观复博物馆藏
这次赏赐的养老牌正面写“御赐养老”，背面为“乾隆五十年千叟宴 重*两”。据记载，正面文字为军机大臣阿桂所书。
嘉庆元年正月，乾隆在宁寿宫皇极殿又举办了一次千叟宴，这也成为清朝最后一次举办了。由于这个时候乾隆已经做了太上皇，所以养老银牌上写“太上皇帝”，这一年为1796年，在天干地支纪年中属丙辰年，故而养老银牌背面阴刻“丙辰年……”
这两次赏赐的养老牌背文记重分五等，十两、十五两、二十两、二十五两、三十两。从70岁到90岁，每长五岁上一个层次。
其实说是那么多两，实际达不到计重的量，是一种虚数。这种养老牌也并非没有实用性，持有者每年可到当地县衙支取养老费，同时也对家里子孙有一定的威慑功能。在嘉庆之后没有这种养老制度了，导致不少养老牌被熔化当银子使了，所以到现在无论是哪一年、哪种重量的养老牌，均较罕见。我们在北京故宫找不到养老牌的踪影，可能当时清宫没有留几件存档。
据文献记载，荣禄为乾隆之后道光年间才出生的人，故而首都博物馆的这件养老银牌并非是赏赐于荣禄的。可能为赏赐其祖辈，亦或是他专门收藏的。但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目前公认的养老牌，除了首都博物馆这件荣禄墓出土的，还有大英博物馆和观复博物馆珍藏的。
大英博物馆有两块，在2006年首都博物院举办的“世界文明珍宝展”中有过展出，但该展不让拍照。笔者找到一张网友在大英博物馆内拍的照片，以飨读者。
大英博物馆藏养老银牌
经过近些年的拍卖与出土（山西、北京等地有所发现），虽然数量略有增加，但多为嘉庆元年御赐的十两银牌，且依然在十块左右；十五两的目前仍为个位数的存在。
除却经济价值，文物带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历史的缩影，它验证着这个历史的存在。
“孝”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中华民族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把孝作为验证一个人的标准，汉代一度把“孝廉”作为招贤纳才的标准，也是弘扬孝道的一个方式。“千叟宴”的举办，正是以皇家名义向全社会宣扬爱老、敬老，成为后世之典范。